张渝说，他只知道一句话：弄一车兵器，不如寸刀杀人。他说这句话的语境姑且不谈，拣出来示众是为了说明一点———“寸刀杀人”正可拿来比喻他的《雪尘语画》一书给我的印象。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张渝是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牛二“泼皮”，其实，他手中的“寸刀”绝非“杀人”的利器，而是“雕人”的利刃。如同《雪尘语画》的副标题“我对中国画家的检视”所表达的寓意，透过他的“检视”， 140多位中国画家的“嘴脸”清晰地凸现在纸面上，他就像一个勤苦的匠人，“寸刀”在手，憨厚中藏着精明，善良中露着刻薄，一刀刀雕琢着，剥去一层层“面纱”，露出“真实”的“嘴脸”———与其说他在“检视”中国画家，不如说他在“打磨”中国画家。
   就像那位在旷野上挥舞着长矛与风车搏斗的骑士，张渝与“中国画家”的“对阵”显得颇有些浪漫和悲壮，在16万字的篇幅里，他怀着“一网打尽”的野心将20世纪的中国画家梳理爬剔了一番。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中国画坛上，张渝瞄准的是能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或一个“瞬间”或一个“群体”或一个“边缘”的靶子，20世纪的中国画家，若只是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寥寥几位大家，也就失去了一个世纪的艺术，“同时代人和他或他们的故事”才更吸引着寻求中国画家时代风貌的眼睛。张渝的“语画”里流露着诗人的单纯和激动，犹如他十多年前在大学校园里所寻找到的凡高割去耳朵的秘密———是为了更简捷地获取爱的信息，他颤抖的神经在这些画家的线条和笔触上得到的是独特的感受———不同于学院派艺术理论家的深奥和长论，也不同于职业书画评论家的捧场和棒喝，他凭借着“歪读”凡高割耳的敏感，搜寻着大大小小中国画家的长与短、正与邪。因是“门槛外”的“检视”，便多了一份自由和气度的不凡。
   张渝的“语画”可谓一针见血，甚至有些尖刻，但并不失厚道，且其观点绝非空穴来风。像他对许多“新文人画”画家，都表示了不满，用他的话说，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但却是诚心诚意的。例如他说新文人画的旗手陈绶祥，其才识与眼界及魄力都无可挑剔，但是，陈绶祥干了一件最不该干的事———画画。在张渝的眼里，陈绶祥并非不会画画，而是不会画自己的画，照着齐白石的样子画的还不错，一旦试图画自己的画，水平便一落千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陈绶祥自己感觉“能沉浸在大师的笔墨中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尽管如此，张渝仍坚定不移地相信：陈绶祥将在当代中国画史上被重重地写上一笔，但不是因为他的画，而是因他倡导并已然坚持了十余年的新文人画派。
   在张渝的“语画”中，他所看重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画家创作时的激情，与技巧、风格等绘画语言本身相比，创作激情的纯粹和画面内涵的追求成了衡量一位画家的标尺。如画家陈丹青和罗中立当年分别以《西藏组画》和《父亲》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尤其是《父亲》———那位脸上刻满艰辛和慈蔼的老农———更是打动了中国，但时过境迁，在异乡漂流了近20年后，作为画家的陈丹青正在死去———他的那些缺乏想象力的惟妙惟肖的近作“告诉”张渝的是“激情的末路”，而对于罗中立呢———四川美院院长，对于俨然已变成“衙门”的美术机构和“美协”来说，画家“一为官，其艺便不足观”。这似乎已成艺术家为官的“怪圈”，再如作为当下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靳尚谊，更成了张渝拿来“佐证”的靶子。当然，也有画家一为官其艺便“骤然飚升”的，作为另一典型的靶子的是辽宁美协主席、辽宁美术馆馆长的宋雨桂，用张渝的话说，如果宋先生只是一个绘画新手，他不会说三道四，但宋先生除了官职，还是“国家一级美术师”，并且与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并立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这就让他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于是，便有了张渝对当今画坛的一番感慨———画因“官”而贵，更有“权威”评论家偏要昧着良心说大话。
   在《雪尘语画》一书中，我最欣赏张渝谈论黄永玉的那一节札记，与黄永玉的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美术作品相比，他深刻的文字作品（思想札记）奠定了他在当代美术史上的地位———“不无深刻的机灵鬼”。与他的绘画相比，他的散文的确出色，诚如张渝所言：机灵的黄永玉自有其智慧的力量，他在岳麓书院的千年讲台上所做的演说《绘画与文学》要比他的大多数画精彩。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黄永玉的美术作为，至少揭示一种现象———画家的文学修为是怎样使其声名沾了光。与之相反的是“崔子范现象”：行伍出身的崔子范并非学富五车之人，甚至“一车”也没有，但这位朴素的老“革命”却将吴昌硕、齐白石一路的大写意花鸟往粗、拙、朴、简的境界中更加推进了一步（尽管由于学养的欠缺，崔子范的花鸟作品在简致的同时往往又失之简陋），其缘由在于崔子范当年的军旅生涯酝酿了他攻坚的勇气与智慧和把握画面全局的能力，此外，早期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后来的艺术家身份，三者归一，终于有了用色用墨极尽其饱、构图用线又极尽其简并富装饰效果的崔氏花鸟。我觉得在关于“崔子范现象”或褒或贬的时论中，张渝的这番短论道出了崔子范何以成为继齐白石这架大师的战车之后的“平庸时代的推车人”。
  《雪尘语画》虽是由一篇篇短章札记组成，在画家的分类编排上也杂乱无序，当然有些也“有章可循”，如对新文人画家、陕西画家“阵容”的“检视”。从中也看出张渝的随心所欲，秉承了传统的“札记”风格，尤其是在有限的文字容量内，还穿插了许多题里题外的画家轶事和身世背景，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
当然，这本书也并非句句珠玑，篇篇出彩，他谈论身边的陕西画家的那一组札记便说明了他“远攻近交”的“凡庸”。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本时下难得的妙书，可谓读来有味，读来过瘾，读来开眼。


（《雪尘语画》，张渝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