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部 发 现

——来自才根的山水报告

   张渝

   与其说是才根发现了风神捏就的西部，毋宁说是西部发现了独自远行的李才根。因此，本文的“发现“便具备了双层语意：一是发现了西部新形象；二是发现了展现了这一形象的艺术家——来自西安美院的李才根。

   作为“形象”，西部似乎并不存在“发现”之说。唐之王维、宋之范宽、现代赵望云以及当代崔振宽的艺术创作都是以西部形象为模板的。但是，李才根还是在前辈的模板上发现了西部新元素——风神修整过的西部。在那里，鬼斧神工成了可能。因此，才根的西部山水讲求的不是风情与宗教，也不完全是雄浑与壮阔，而是风神手。如果说弯曲的树曾经留下了风的形象的话，那么，才根笔下的那些火焰般奔涌的山峰则留下了风的魂魄。或许，只有在这样的魂魄里，才根的独自远行有了神启的意味，有了地理发现的可能。

   才根发现的“西部”多是险绝处，险绝的似乎落不下一只鸟。用一句最常见的古诗来说，便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但是，就是这样的地方才诞生了才根笔下的西部新形象。这里，没有缠绵，没有温情，有的只是男人的伟岸。记得艾略特在《荒原》的开篇写了这样几句话：“四月最残忍，从死亡的/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动着呆钝的根。“也许是为了证明”四月的残忍”，才根笔下的“荒原”，那幅“来自西部的风景报告”，则是用略显惊慌的线条来报告的。在这份报告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某条“呆钝的根”被“春雨挑动”，而是整个母体的悸动与不安。故此，才根的西部形象顾念的不是细节的精巧，而是大江流日夜的永恒。

   在才根的画室，我看到三件东西：多得不能再多的有关西部的照片、各种经典的画册和《新疆地貌》、《西藏地貌》、《青海地理》、《中国的气候及其极值》等说。这三件东西最引我兴趣的是那些地质学、自然地理学一类的书。通过这类书的钻研，才根对西部山水的色彩、形态、语言、黑白关系以及西部地貌的平面性有了我所说的“新发现”，并由这些发现，发现了一条创新捷径:：从研究而不是临写入手。

   然而，这样一条捷径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临写本身就是研究。即如才根本人言，他的临古功夫好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他的当下创作一直在消弥着这种痕迹，但是，他在画面中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各种结构关系还是临古的益。

   除了消弥临古的痕迹，才根也在一些作品中消解笔墨。也许消解本身就是创新，但是，这样的一种消解究竟是创新的需要还是创新的末路，似乎要等未来的答案，但在当下，我却狐疑。

   裹挟着这些让我不免狐疑的新形象，才根迅急而有独特地走上中国画坛。于是有了我所说的第二发现：人的发现——发现了来自西安美院的李才根。

   作为一名教师、一名艺术家，才根在坚忍不拔的同时，又经常在绘画样式上“开小差”。这种“开小差”用才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调节”。在他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挺着。于是，我看到了“将军路上不追兔，但可小憩”（李才根语）的李才根。他时而山水，时而花鸟，时而人物，在他不同时段的不同选择中，我敬畏他以笔墨来丈量西部的艺术精神，也敬畏他把天山、阿尔泰山、祁连山等分成大段，并对每个段有任何特点能了然于胸的吃苦精神。但就个人喜好言，我还是喜好他近年来一直未画的那批亦真亦幻但又笔墨氤氲的山水。这样说，不是否认才根的当下创作，而是他的当下创作，尤其是那些火焰般奔涌的山峰尚未让我从惊奇中回过神来。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满怀敬意地写下此文。因为我知道他的这批作品在绘画史上的意义超出了我的想象。

    很少有画家不去采风，不去写生。但是，大多数画家都是按照自己想象的体验去创作写生，以至于拙劣的创作横行。真正创作出精品的只是那些极少数不是按照想象的体验而是实际的体验去创作的画家。只有这些按照自己实际体验去创作的艺术家，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形式。意大利的克罗齐说：“诗人或画家缺乏形式，就缺乏了一切。因为它缺乏了自己。诗的素材可以存在于一切的心灵，只有表现，这就是说，只有形式，才是诗人成为诗人。”这里，抛开诗人不谈。我所说的“西部发现”——自然与人的双重发现——实际上都源于一种独特的形式没有才根独特的绘画形式，我不会发现西部形象的新元素；没有西部形象的新元素，当下画坛也不会发现作为艺术家的李才根。因此，所谓的“西部发现”首先是一种形式的发现。有了形式的发现，也就有了新的视觉形态。有了新的视觉形态，才根的“西部风景报告”也就具备了形态学乃至学术史的意义，而这真是才根的价值所在。